武陵山脉像一条巨龙，跨越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贵州四省边界，绵延千里。在它的支脉仙女山和铜矿山相接的地方，有一片开阔的平地，面积约20多里，这就是罗云坝。

20世纪初，中国战乱不断，罗云坝的人们生活困苦。为了改变命运，当地一些有志青年离开家乡去学习。钟善辅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。

1926年春天，钟善辅从成都返回故乡，在罗云坝的雨台山开设了夜校。他给当地群众讲解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，传播马列主义的道理，鼓励大家打破阶级压迫的束缚，共同建设一个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美好社会。

钟善辅的演讲点燃了罗云地区民众的思想火花，众多有志青年主动向他靠拢。他陆续发展尹觐阳、李焕堂、刘伏洋等青年加入党组织，在涪陵农村创建了首个党支部——中共罗云支部。

在党支部的带领下，罗云地区的新场、老场和干龙坝等村庄很快组建了农民和妇女的联合组织，随后又统一成立了罗云乡的农民协会。

罗云乡的农民协会成立那天，好几百名会员拿着镰刀、斧头和小旗子，在街上举行了热闹的游行。他们大声喊着“赶走外国侵略者”“打倒旧军阀”“打倒坏地主”这样的口号，还提出了“让种地的人有自己的土地”的想法，要求减少租金和利息，反对被剥削和欺负。就这样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开始了。

革命的星星之火才刚点燃，就遭遇了残酷的打击。1927年，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，随后各地军阀纷纷响应，对革命力量展开了无情的屠杀。

四川同样受到波及。在严峻的形势下，上级党组织指示罗云党支部转为秘密行动。罗云坝当地有祭拜土地神的习俗，党支部便暗中决定，借“土地会”之名，继续开展农民协会的地下工作。

罗云党支部一手把“土地会”给搞起来了，这组织在罗云坝那叫一个红火，没多久就辐射到了干龙、龙驹、焦石、山窝、烂坝子、包鸾、湛普等十多个周边乡镇。会员人数蹭蹭往上涨，突破了400大关，手里头还有60多杆枪，实力不容小觑。

1928年春天，四川遭遇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干旱，导致饥荒蔓延，百姓生活困苦不堪。为了应对这一危机，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春季起义。按照中共涪陵县委的部署，罗云党支部抓住军阀杨森和郭汝栋在“下川东之战”中争斗的时机，在春夏之交组织了“土地会”起义。

6月17日清晨，天色微亮，罗云坝附近的牛来寺和琴台寺的钟声急促响起，牛角号的声音“呜呜”地在空中回荡。起义的队伍手持长枪、短枪、大刀和长矛，从各个方向冲向罗云乡的团正办事处和土豪劣绅的老巢。这次起义中，处决了20多名土豪劣绅，攻占了罗云乡的团正办事处，并缴获了30多支各类枪支。

“土地会”起义在川东地区引起巨大震动，杨森因此免去了罗云乡团长的职位。在党组织的统战工作推动下，1929年2月，尹觐阳接任罗云乡团长。

尹觐阳接手工作后，立即调整了团正办事处的人员，任命李焕堂、刘伏洋、赵克伦等人到民团担任职务。这样一来，罗云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就落在了罗云党支部手里。党支部在掌权后，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，培养革命骨干；另一方面，借维护地方治安的由头，组建了一支拥有300多人和武器的农民赤卫队。这支队伍为罗云地区建立工农武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在罗云坝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，中共涪陵县委也在努力争取涪陵地区国民党驻军的支持。

当时，国民党第20军的军长郭汝栋负责驻守涪陵。在我党的工作下，该军第1师第1团内部秘密建立了党组织，成功吸纳了一批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加入共产党。1930年春天，第20军接到蒋介石的命令，准备离开四川去攻打中央红军。

郭汝栋的军队已经六个月没拿到工资，士兵们满肚子火气，谁都不想离开四川。涪陵特委看准这个机会，马上决定以20军1团3营为突破口，借着士兵们不想出川的抵触心理，发动了一场兵变。

3月19日天还没亮，51名起义士兵分乘两条木船，从涪陵城无祀坛码头悄悄出发，朝着下游的清溪场方向划去。这些士兵来自两个发动兵变的排，由共产党员赵启民带队。他们到达清溪场后，步行前往罗云坝，在那里受到了罗云党支部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4月初，党员李鸣珂赶到罗云，向特委传达了四川省委的指令：以罗云赤卫队为核心，51名起义士兵为骨干，尽快组建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，并成立二路红军游击队前敌委员会和红军游击队赤卫队。

二路红军的领导团队包括李鸣珂担任总指挥，赵启民负责前敌委员会的总指挥工作，苟良歌则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党代表。赤卫队的指挥体系中，尹觐阳担任总司令，李焕堂和刘伏洋共同担任副总司令。

4月7日这天，二路红军游击队在涪陵和丰都交界处的铜矿山鸡石尖正式组建。在党的指挥下，这支队伍活跃在涪陵、武隆、彭水、丰都、石柱、忠县等近10个县、30多个乡镇，推动土地革命，成功开辟并巩固了面积达1.6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。

由于敌人多次派重兵包围攻击，部队的弹药几乎耗尽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他们最终决定放弃丰都和武隆，转向忠县和石柱，再经过利川，最终抵达武汉。

1930年4月末，二路红军游击队抵达丰都和石柱交界处。在当地三根树党支部领导的农民赤卫队协助下，他们成功占领了军事要地栗子寨。以栗子寨为基地，红军开始打击地主恶霸，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思想，并在太坪坝、坝周坝、黎地坪、回龙场等地建立起苏维埃红色政权。

7月中的时候，二路红军游击队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的要求，执行中央“打到长江边，在武汉会合”的命令，决定撤出丰都和石柱边区的根据地。李鸣珂和苟良歌被派去四川省委报告情况，队伍则由王岳生带领，继续沿着方斗山向湖北西部前进。

7月18日，王岳生带着300多人的二路红军游击队从黎地坪启程，途经湖海场、大柏树、大歇和干柏四个乡镇，终于在7月22日下午到达了石柱鱼池坝。当天晚上，队伍分成三个中队，分别驻扎在六门垭口附近的宝店、白垭和河坝几处大院里。

在方斗山脉的高处，有个叫鱼池坝的地方，这里曾是古代“川盐销楚”商路的必经之处。鱼池的集市热闹非凡，商贩众多，生意红火。当红军游击队来到鱼池坝时，当地乡公所的官员和团防队早已吓得逃之夭夭，老百姓也纷纷躲进深山老林，只剩下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，他们紧闭家门，不敢露面。

二路红军游击队安顿下来后，第二天就分成小队上山喊话。他们在各处写下了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”“红军和贫苦农民是一家人”“打倒军阀团阀”等口号，同时向找回来的群众讲解红军的政治理念。

红军在驻地时，把水缸装满、院子打扫干净，不拿群众任何东西，上街也不进商店，这让老百姓放下了戒心，不再躲着他们。红军还在鱼池街召开会议，邀请商人和群众参加，熊若飞等宣传队员还表演了自己编排的节目。老百姓明白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，于是主动送粮食、蔬菜和草料，军民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亲近。

7月23日，当地百姓向红军反映，鱼池坝的民团头目汪珩之和地主毛大成长期剥削欺压乡亲，请求红军主持公道。红军随即派出队伍，在村民的协助下成功抓捕了这两人。当天下午，红军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，对罪行累累的汪珩之执行枪决，同时没收了毛大成的全部家产，并当众烧毁了从他家搜出的各种借据和地契。这一系列行动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热烈支持。

在桅杆坝家中藏身的鱼池团防大队长冉正果，立刻派人向驻扎在石柱的军阀陈兰亭部队的万伦团，以及黄水、石家、双河、悦来等地的团防传递消息，请求迅速调派兵力“围剿”二路红军游击队。

7月24日天还没亮，一支由军阀和地方团防组成的千人武装队伍，突然包围了二路红军游击队的营地。熟悉地形的冉正果带领团防部队，趁着清晨的浓雾，悄悄潜入了六门垭山口。枪手汪珍沛等人开枪打死了正在站岗的哨兵。

枪声一响，敌人的轻重武器立刻朝红军阵地猛烈开火。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喊杀声，把熟睡的游击队员惊醒，他们马上起身迎战。敌军早有准备，迅速占领了制高点，而且人数众多、装备精良，不一会儿就把游击队驻地团团围住。

天刚亮，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，红军游击队的子弹也快打光了。王岳生眼看整个队伍可能覆灭，立刻召集党员和团员，组成了一支“敢死队”，带领他们朝敌人防守最弱的地方猛冲。经过一番拼杀，他们终于撕开一道口子，成功突围。

在这场激烈的突围战斗中，红军游击队付出了沉重代价，超过200名官兵英勇牺牲或下落不明。王岳生带领剩下的100多名战士成功突破包围圈，迅速撤往方斗山大垭口。在当地百姓的协助下，他们安全抵达干柏乡茶店，在那里进行休整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刚从省委汇报完工作的苟良歌赶到了现场，带来了四川省委关于解散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命令。经过一番动员，有的战士选择回家乡藏身，有的则跟着王岳生去了蒲家场就地解散。队伍解散后，一些干部动身前往忠县的黄钦坝，加入了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。

二路红军游击队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五个月，但他们的足迹遍布涪陵、武隆、彭水、丰都、石柱五个县。他们与地下党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，给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创。特别是在石柱的战斗中，游击队战士们展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，深深鼓舞了当地百姓，为川东地区的工农武装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